推本溯源话“外滩”（上）

（2003年7月22日初稿，8月14日定稿）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际上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正式提出和以信息技术、基因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崛起，至二十世纪末期，发展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已是蔚成风气。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普遍地对地球生态环境和现实生存环境状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热切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由于沙漠化、荒漠化、沙尘暴、水土流失在相当长时期对国土资源造成了日益明显的严重破坏，一批大中型城市也因严重缺水和环境污染制约了社会与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因而，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我国也成为了从政府到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研究、实践的主要课题，并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开始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向何处去？农村选择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大生态农业战略。城市呢？选择了园林化、森林化生态型城市与知识经济型、生态经济型、环境效益型城市相结合的新路子。上海市以外综合条件优越的滨水名城则高人一筹，纷纷选择了融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为一体、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外滩”概念品牌作为当今城市创新与继承同步、发展与保护并举的重要突破口，使城市的建设、经营、发展寻找到了一条捷径，引领城市在文化与经济融通、生态与经济互益、景观与实惠共得、工作与健康共享、精神与物质互动、理念与实践并进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让久居喧嚣都市的市民有了临风亲水、走近自然并得以充分舒展和想象的空间，且在不经意间对往日熟视无睹的水环境有了全新的体验和感悟。可以说，“造滩运动”恰逢天时、地利、人和而兴旺，又因社会与经济效益显著而凸显其重要价值。
　　
　　诚然，由于“外滩”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段兴衰历程，更由于上海外滩因历史、文化和经济因素使然形成过其一“滩”独秀、一“滩”遮天的现象，还由于十年“文革”浩劫等泛政治化运动人为造成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和人文教育等方面的某种缺失，使得一部分人容易对“外滩”这一历史知识点产生偏激性与非客观性的认识，进而对现实也产生错误认知。当今有的人此前只知道有上海外滩，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过其他许多的外滩，更不知道还有比上海外滩更早的宁波外滩；有的人只知道租界曾位于上海外滩，不知道“外滩”不等于“租界”，更不知道有别的外滩不位于租界；有的人以为上海外滩是惟一的外滩，不知道“上海外滩”仅仅是位于上海黄浦江边的那个外滩……因此，对于“外滩”的来由、今昔，实有必要来一番推本溯源甚至是正本清源。
　　
　　一、“外”、“滩”之字义分别以方位性、自然性为先
　　
　　开宗明义，“外”与“滩”两个方块字，每个字都有多重释义。
　　关于“滩”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上海。下同）释义为：1.河道中水浅流急多沙石的地方。2.海边、河边泥沙淤积而成的地方。如：海滩。《古今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北京。下同）释义为：1.江河中水浅流急多沙石的地方。2.河、海、湖边淤积成的平地。3.尽。4.量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北京。下同）释义为：1.河、海、湖边水深时淹没、水浅时露出的地方，泛指河、海、湖边比岸低的地方。2.江河中水浅多石而水流很急的地方。显而易见，“滩”字其义在于自然地理环境性。
　　
　　关于“外”字。《辞海》释义为：1.外面。与“内”、“里”相对。如：外表；室外。2.对本处而称别处，对亲密的而称疏远的，或对正式的而称非正式的。如：外省；外人；外号。3.特指外国。如：外侨；对外贸易；古今中外。4.旧时夫妻相称曰外、内。5.指人的外表。6.除去。7.疏远。如：见外。8.传统戏曲角色行当。《古今汉语词典》释义为：1.外边、外面。如：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2.排斥、疏远。3.抛弃；背离。4.在某一范围之外。5.不是本人所在地或所属的。如：外地；外埠；外省。6.本国以外的。如：外资；外患；海外。7.另外；非正式的。8.称母家、妻家、女儿家的亲属。9.旧时妻子称自已的丈夫。10.传统戏曲中角色名称。如：外旦；外末；外净；外丑。《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1.外边；外边的（跟“内”或“里”相对）：如外表；外伤；门外；出外。2.指自已所在地以外的：如外地；外埠；外省。3.外国；外国的：如外文；古今中外；对外贸易。4.称母亲、姐妹或女儿方面的亲戚。5.关系疏远的：如外人；见外。6.另外：如外加；外带。7.以外：如此外；除外。8.非正式的；非正规的：如外号；外传。由此可见，“外”字多用于区分方位，一般常用释义多与“内”、“里”相对，解作外面、外面的或外边、外边的。
　　
　　二、“外滩”糅合了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内涵
　　
　　遍查所能见到的常用词典，在四百多个“外”字头词条中，不见“外滩”踪迹。这一方面说明该词非属专有词，另一方面说明该词在语法单位上是纯粹的合成词。
　　
　　解析“外滩”词义，先从词的构造上了解其词根（又称词素或语素）。“所有的词都可以看成是由语素组成的。由一个语素形成的词叫单纯词，由两个或更多的语素形成的词叫合成词”（朱德熙《语法讲义》，第11页；商务印书馆，2000，北京）。“外滩”一词由两个词根（语素）即“外”与“滩”两个独立的单纯词合成，“外”为方位词，“滩”为不可数名词。
　　
　　 “单纯性方位词包括‘上、下、前、后、里、外……’”，“单纯方位词都是粘着的”（注：粘着语素即不能单独成句的语素），“方位词的基本用法是表示处所”（朱德熙《语法讲义》，第44页）。“处所”又是指“停留或居住、活动的地方”（《古今汉语词典》，第198页），应多与人的个体活动或集体活动、现实活动或历史活动有关，主要体现人文性或人文地理性内涵。“外”与“滩”字各作为单纯词，相互组合后成为偏正结构型复合词“外滩”。而“偏正结构的前一部分叫修饰语，后一部分叫中心语”（朱德熙《语法讲义》，第14页）。由此可探明，“外滩”一词中具有方位处所性人文涵义的“外”字对中心语“滩”字起到修饰性作用。综合这两个单纯词的一般常用释义、用法和词的构造，“外滩”的词义当应解析为相对于某一人文区域之“外边的滩”或“外面的滩”。
　　
　　再从词类来分析“外滩”词义。“外滩”一词的中心词为“滩”，而“滩”为实义名词。以单纯性方位词“外”修饰“滩”字，方位意境贴切，意象生动，架构稳定，词达实义，“外滩”当属名词类实词，具有确定的含义即“外边的滩”或“外面的滩”。复合词“外滩”若分别与处所词如上海、广州、武汉、宁波、海口组合，则又分别构成复杂的合成词上海外滩、广州外滩、武汉外滩、宁波外滩、海口外滩，但这些复杂的合成词仅能在各自所属地名范围内减缩成“外滩”作简称使用。跨地域使用该简称则易致混淆。
　　
　　又再从相关解释或介绍来看“外滩”含义。《辞海》中涉及介绍上海“外滩”的主要词条有二，一是“黄浦”，谓“外滩为著名的金融街”，“游览地和纪念地有外滩、人民广场……”；二是“上海市”，谓“名胜古迹有外滩、人民广场、鲁迅公园……”。此处“外滩”是仅作为上海的一处地方或地名来介绍的，同样具有方位处所性和人文性内涵，含义中并没有其他引申或扩张之义。
　　
　　至于最早在十九世纪末使用了书面语“外滩”一词的上海外滩是以什么为参照而以“外”相称的呢？据罗溪《到上海感受外滩》一文披露（见《茂名日报》，2002年9月3日星期二B4版），“提起外滩的由来，我问了几个上海的年轻人，他们都说不清楚。后来，一位土生土长７０多岁的老大爷才向我道出外滩的来龙去脉。一个世纪多以前，上海老城北，有一片临黄浦江的滩涂地，称黄浦滩，滩边有一个小渔村，是船夫和渔家出入和栖息的地方。上海开埠后，来华经商的洋人逐渐增多，但都被拒之城门外。百般无奈的“鬼佬”便在城墙外的滩涂地，搭起简陋的房子住下来。上海人见状，便发出几声嘲笑，因此把黄浦滩叫外滩，这就是外滩的由来。”这从一个侧面证实“外滩”一词最初是出自中国老百姓之口，是以城门、城墙为参照物对“城门外”和“城墙外”的滩涂地所作的口头语扼要表述，而非来自于外国人的命名或对外国的指代，何况当时民间常以“鬼佬”“洋人”直呼外国人；“外滩”是地道的土产货，不是舶来的西洋玩艺。国人自古以来向有以居城内为贵居城外为贱的大众心理，因而久居城门城墙之内的百姓始叫“外滩”的初衷理应是面对开埠以来城墙外发生了某些新变化的黄浦滩从方位处所角度给予的新称谓，抑或有一语双关之意或后来附会他意，也应重其本意即方位性。此中也尽显中国人东方式的智慧与幽默。从如今“外滩”一词尽自风流来看，当时始作俑者不经意间成就了中国人的又一大“发明”。从此出处显而易见，依当时环境，“外滩”应进一步解析为“城外之滩”方为妥贴，上海“外滩”自然就是上海“城外之黄浦滩”无疑。这符合中国人惯常的逻辑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化习惯。这还可以从现代沿用已久的外港、外埠、外城、外场、外景、外地、外水等众多方位性复合词可见一斑。中国人应以发明“外滩”概念自豪！
　　
　　三、“外滩”与“租界”无必然性关联
　　
　　从词义可知，“外滩”是可类用于具有同类特质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非专有性概念，自然不可为哪一个地方专属，也不能因某一或某种事件而被特定化。
　　如前所述，“外滩”融合了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内涵。它概括了特定区域的自然与人文生态风貌，但本身不含土地权属性质，所依存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行使绝对性、排他性权利。因而仅就“外滩”概念而言，“外滩”既不体现土地权属等法律关系，也没有政治含义，毫无政治性可谈，应如同“山”、“岭”、“河”、“湖”及“外港”一样对待。而“租界”则是一个体现了一定法律关系又被赋予了一定政治含义的专有概念，二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上海“外滩”莫不如此。尽管殖民者当年在黄浦滩某一段设立租界，但该租界仅仅是曾位于上海外滩的特殊存在而已。因为依《辞海》释义，“租界”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如旧中国)在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或经商’的一定区域”，“在界内僭取了‘管理权’”（《辞海》，第2294页）。而“半殖民地”是“在形式上独立自主，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辞海》，第67页）。依此，半殖民地国家还是至少在形式上拥有着主权的法律主体，对所辖土地（含租界土地）行使主权即所有权，而“租界”所依存的仅是国家间政治性、人为性的不平等条约，殖民者在租界内行使的是法律意义上有限的、相对的“管理权”。既如此，“外滩”与“租界”不具有等同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外滩”一词书面语或有可能起因于对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在上海黄浦滩修筑的叫bund的马路的汉译（参见晓白《造滩运动》一文，《新周刊》2002.09.25）。但英国人把江滩马路叫作bund却又是缘于借用居住于印度的阿拉伯帕西民族以东方人习惯对河滩的称呼“thebund”（参见龚莲《“外滩源”不做“新天地”……访“外滩源”项目概念设计负责人常青》一文，Tongji.net，2003-01-2912:12:47）。也即是说“bund”本身就是东方民族的地理环境用语，而非英语原本语汇；bund本意为“河滩”，没有任何政治含义或政治歧见。所以，即便把“外滩”当作是对bund的汉译，其本意也是地理名词翻译上的技术性对应处理，不涉及国家、主权等政治概念及意义。如若深究，反而要对bund是如何被翻译成方块字“外滩”并代替于黄浦滩作严肃考察。比如“外滩”一词的创意出自什么人？第一次书写“外滩”二字的又是什么人？在十九世纪末上海宝顺洋行广告中首次决定采用“外滩”来称呼黄浦滩的又是什么人？bund对应“外滩”是否属借用？考究清楚这些恐怕更有历史意义。洋人“鬼佬”断难有如此功力机智和闲情逸致来发明“外滩”一词！上海外滩的真正成型与繁荣也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距外滩概念的产生、应用至少相隔二十年以上。从罗溪所言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以及宁波外滩早于上海外滩的史实，依逻辑推理，“外滩”一词缘起开埠后的宁波民间传至上海民间，或直接缘起开埠后的上海民间口口相传，及被上海商界乃至租界传用，并最终被租界内的宝顺洋行借用于广告之上代替bund而首次以书面语现世有极大可能。
　　
　　总之，“外滩”这个极可能由中国人首先使用的一个普通方位性地理概念，它首要的属性是非政治性，它产生的时空背景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或然性，上海“外滩”与“租界”在地域上的重叠（不完全重叠）具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然性。也即是说“外滩”与“租界”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上海外滩出现前后不同历史时期便有非租界的“外滩”存在，比上海外滩更早由宁波商人和洋商人同期营建后来“没能长成租界”的宁波外滩便是实证。一句话，“外滩”涵义大于“租界”，“外滩”无理由去与“租界”划等号；“租界”可能处于“外滩”，但“租界”不等于“外滩”，“外滩”完全可以无“租界”。更何况租界内并非铁板一块，例如“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的上海“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中，“公共租界各马路的店铺大部分罢市”，“法、美租界内各商店和闸北的店铺也相继罢市”，“罢市店铺门口张贴和悬挂着‘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万众一心’，‘抵制日货’等标语”（参见《中国近代史》，第189页；工人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把完全没有必然联系、法律上政治上又不相关的两码事生拉硬扯一处无异于作茧自缚、自受其辱。
　　
　　四、把外滩之“外”理解为“外国”之“外”，既无确凿依据又混淆视听
　　
　　据有关文章披露，关于“外滩”这个名称的由来，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上海外滩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课题组，其中就包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论证。之后上海某研究员介绍称外滩之“外”为“外国”之“外”，依据是“到1860年，咸丰皇帝开始把外国人叫外洋国人，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个外国语学院，称为外国语学堂，‘外国’这个词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使用。19世纪末，宝顺洋行登了一则广告，使用‘外滩’代替‘黄浦滩’”（参见龚莲《“外滩源”不做“新天地”……访“外滩源”项目概念设计负责人常青》一文）。这个定论有极大的局限性和误导性。首先，“外滩”之由来看来己是历史悬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要来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实非易事，非有确凿证据不敢妄下定论，否则难以服天下。其次，其立论的前提仅限于上海外滩，未将视野放大到上海之外，因而难以避免出现分析“盲区”。其三，没有将中国人以“外”指称外国的时间沿历史上溯，因而出现了以“到1860年，咸丰皇帝开始把外国人叫外洋国人”为准线，似乎中国人以“外”指称“外国”始于晚清的的些许讹误。其实比晚清咸丰皇帝早1200年的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3年）颁布的中国封建社会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的总则篇《名例律》中，就已将外国人以“化外人”称之，规定“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可见，以“外”指称外国早已有之，不在晚清，更不能认为晚清时期“外洋国”、“外国”这个词开始在社会上使用了，所有字词中的“外”就都只作“外国”一解了。其实即便是现时司空见惯的“外商”一词，依《古今汉语词典》释义（第1471页），其第一词义尚是“外地商人”，其次才是“外国商人”。其四，李鸿章当时在上海所办的教授“西文”的学堂正式名称为“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而非直接称为外国语学堂。外国语学堂为非正规名称或后人用语。同时期著名的外国语学堂有京师同文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参见曲铁华、李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及反思》一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2期）。其五，机械性地把英资宝顺洋行登广告时首用了“外滩”一词书面语作为天大或惟一的理由，想当然地把外滩之“外”与外国简单挂钩，作泛政治化或殖民主义色彩理解，而全然没有考虑到还完全可以是广告主对早已流传民间的口头语汇“外滩”的简单借用。其六，没有兼顾到汉字“外”的其他词义和内涵外延，没有从中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及法律关系特别是现实状况等多重角度作更全面准确的分析、验证、考虑。
　　
　　设想如果把外滩之“外”理解成“外国”之“外”，进而把“外滩”解读为“外国的滩”，不就如同把“外港”解读为“外国的港”、“西湖”解读为“西方的湖”一样滑稽吗？而且无异于把当今的上海“外滩”解读成位于上海黄浦江边的“外国的滩”，这不仅与现实完全相悖，于情于法也绝不相容；不仅会给当今社会相关词义、逻辑造成混乱，也定致历史陷于曲解、现实陷于被动。反观“外国”一词，其构造和词义解析方法与“外滩”如出一辙，但由于参照系完全不同，因而词义语境完全不同。如依《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第1293页），“外国”为“本国以外的国家”，而“外滩”（以及“外港”）则根本不能照此模仿来解析词义，否则有违上海外滩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现实地理环境境况。此亦足可证实外滩之“外”为“城外”之外，城门城墙为其参照。与“外滩”一样，《辞海》和《古今汉语词典》也未收录“外国”这一词条。
　　
　　五、当今“外滩”已然排斥作泛政治化理解且正发扬光大
　　
　　作为外滩历史上杰出代表的上海外滩，确曾见证并积淀了一段辛酸历史，也承载了许多文明间的碰撞，难怪乎百多年来责难与羡慕同在。但作为一段客观历史事实，在结束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并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从中国土地上彻底赶出去之后，租界等政治性问题已在事实和观念上获得清算，非政治性的客观事物则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和社会物质财富得以幸存社会，并为社会所用，这本身是尊重历史、尊重人类财富的一种智慧的体现，也是理性的选择。也即是说，不能把带政治性的“租界”概念连同非政治性的“外滩”概念及外滩建筑一同抹煞。
　　
　　所幸，外滩概念以及上海外滩和上海外滩建筑在历经战火洗礼和政治风雨之后，没有在腥风血雨中泯灭，而是超脱政治，摒弃疑义，求实存真，在人民的智慧与理性搀扶下一路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上海外滩”这颗硕果仅存的外滩明珠才益加光彩夺目，为新一轮城市外滩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照亮了方向。这又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建设兴衰史上不幸中的万幸！试想，如果当年上海外滩连同其概念、建筑一起灰飞烟灭，那还会有今天这般韵味的大上海吗？当今城市外滩建设还会有一个现成的参照系吗？恐怕连绝可能属中国人又一大“发明”的外滩概念能否再生都将是个问题。这或许就是上海外滩成八方景仰之动因所在，也是外滩概念得以留存并在当代发扬光大的价值所在。
　　
　　历史前进到今天，依当今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和修辞习惯及对外滩内涵的理解、体察，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理性地将外滩之“外”作“外面、外面的”和“外边、外边的”或更准确的“城外”意义来理解运用。上海外滩沿袭发展至今业已成为一种模式、一种时尚。这是上海外滩历经百余年沧桑，在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之后，至今仍能为政府和社会民众接受并乐于称道，且作为城市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加以传承的最主要因由，也是对“外滩”一词渊源于中国文化、出自于中国人之口的最好注脚。退而论之，即使历史上的“外滩”一词词义、来源莫衷一是、难辨虚实，但时过境迁，其词义也已发生转移或缩放，从实际出发，应作出符合现实、符合社会价值取向并对社会发展有利的解析才最终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符合辩证法。不如此，无以解释上海外滩存留至今的现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也解释不了新世纪城市外滩不断涌现的现实现象。如此，才寄望当代中国史学界、文化界和辞书出版界对“外滩”能有所作为。
　　
　　一般而论，不同地域的外滩之间具有某种共性，但由于各自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更有其个性特质和独特魅力，相互间只能共存互补，不能取代排斥。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上海外滩作为地处黄浦江边的外滩，仅是一个特定地域的外滩而已，不能排斥其他外滩的存在，更不能垄断“外滩”这一资源性概念品牌。诚如晓白在《造滩运动》一文中所言：“由于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地位和历史背景，使上海外滩几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独享了‘外滩’所有的荣耀，其他的小兄弟们皆被历史所渐渐淡忘。”但淡忘不代表否定！这种淡忘本身也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变荡和城市兴衰的另类不幸与悲哀。
　　
　　当今中国社会为何又会掀起城市外滩热呢？说到底，还是人类亲水天性的本能反映和对滨水优质生活环境无止境追求的文化体现。这隐含着人们对城市经济发展要与城市环境质量和生活品位、时尚最大程度和谐统一的渴求，同时也是对地球生态危机四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抗争。基于外滩的特质，也顺应人类文明走到了探寻可持续发展道路关口的趋势，“外滩”这一概念品牌才得以突破思想的牢笼和现实中若有若无的禁锢重新焕发光彩，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被众多滨水都市作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一种新潮模式和经典来引用，以此来引领塑造城市精品景观、精品园林、精品社区商区，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和旅游价值，提升城市经营竞争力，且往往卓有成效，一鸣惊人。外滩以其对城市浓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张扬而显功力，以其对怡情悦性亲水风情的雕琢激荡人心，让一座座城市平添许多舒适惬意和神韵温馨，因而极具感召力和亲和力，召唤人们满怀激情和诗意想象去创造完全属于自已的一方净土和乐园。
　　
　　新时期的城市造“滩”，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一种螺旋式循环轮回现象，是历史的重演又不是简单重演，更是人文的推陈出新，意旨在更新的境界、更高的层次、更多的活力等方面为发展城市的知识经济、生态经济铺垫基础，在更高的品位、更优良的生活方式等方面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高生活水准缔造台阶。从理论上讲，这于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等事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当然，鉴于“外滩”内涵精深，意境高远，非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要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精准规划，缜密实施，否则可能事倍功半，差强人意。这对一个瞩望建设外滩的城市来说，不论是决策者，还是市民、投资者，面临的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整体文化素质大检验，顺此机会也能造就一代高素质新人。在此谨望城市造“滩”能新“滩”超老“滩”、一“滩”胜一“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