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 邓小平英文翻译张维为: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转载)
▲《中国震撼》将“中国模式”解构为八大基本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我们现在提到的腐败、医疗、教育等问题都要解决,但我认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
中国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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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英文翻译的张维为,在这些年先后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近日,他写下《中国震撼》一书,在书里,他认为这些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不得了的,但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把这些故事讲好,讲的可以让西方人听懂,让老百姓也听明白。如今,他用纸笔写下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他说他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也不否认中国当下的确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愿意先肯定中国这些年的成就,同时也坚信这些现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用自己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新京报:先来谈谈《中国震撼》这本书的缘起,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写这样一本书的?
张维为:我原来写过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写完之后还有一些想法想写出来,这次等于是上本书的延续。我希望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讲中国的故事,希望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也能听懂。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平铺直叙,实事求是讨论问题,什么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
比如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老百姓认识不足。一出国门就知道了,不得了的。如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比所有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严格讲,我们已经把赤贫消灭掉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像东欧,我们的经济在过去30年增加了16倍以上,整个东欧增加了才一倍,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和发达国家也可以比欧洲一个国家平均是1400万人口,我们大致上是100个欧洲国家的规模。理论上讲,我们人口比美国多4倍,我们的问题比美国多4倍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实际上美国的问题不比中国少,美国的监狱人口比中国还多。
我们的文化比较平和
新京报:那是不是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
张维为:不,实际上它这个法治,被欧洲国家批评得很厉害。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监狱人数?一定有不正常的地方。我感觉他们的法治已经或多或少地变味。你仔细看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律师。
在西方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靠打官司是可以发大财的。这个东西不能走过头。另外,我们文化总体上是比较平和的文化。汶川地震,我们受到影响的有两千万人,上万记者去报道,我还没有看到严重恶性的犯罪事件报道。在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风灾,多少犯罪案件,数千起。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可以让上层意志很快贯彻,国外必须讨论决议,要慢很多。
张维为:我书里提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概念被西方用烂了,变成意识形态的标签。其实制度只有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芬兰、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比如新加坡。中国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远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治理得要好。反过来一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不光是伊拉克、阿富汗,还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爱尔兰、冰岛破产了、西班牙岌岌可危。美国自己也没有治理好,吃老本。
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
新京报:中国模式是全新的吗?
张维为:这个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改进。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学习能力,自我更新和适应能力。某种意义上,今后世界国家竞争就是看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有4亿人在学英文,麦当劳到很多国家被抗议,到我们国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译作品,我们不停地学别人的东西,但没有放弃自我。我们的基因太强了,传统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传统确实有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新京报:目前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为:我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有8个特征,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讲其中一点,即实践理性,西方有很强的神学传统,从一个理论推到另外一个理论.国内有些学者也学西方,一个概念推导到另一个概念,民主应该什么样,市场经济是什么,这是神学传统。中国改革开放模式,主要特点是实践理性,从做开始,从试验开始。不管怎样,去亲自体验一下。所以西方指导的变革是从修宪开始,中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觉得可以再推广,最后有必要再修改法律条文。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