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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旅行时，我不认识的人，迎面而来会友善地点头打招呼，人们大多脸上挂着和气的表情，而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我感到的是，人们的脸上挂着提防的冷漠。“相由心生”，我认为，之所以大陆人会是这样一副嘴脸，是因为人心坏了。

人心坏了是看似抽象，其实又非常真实的社会景象，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或者说，人与人不和谐，人与自然不和谐。人与人不和谐，处在“丛林法则”之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他人即地狱”，什么古道热肠都是书上的记载，时时处处都处于高度紧张戒备状态。它具体地表现在城市邻居之间互不认识，老死不相往来；路上老人摔倒，无人搀扶，不敢搀扶；家里装了安全防盗门、防盗窗，仍然觉得不放心；无论带钱包、小孩出去，时刻都担心被偷了、拐走了……，受了伤害之后又以恶报恶，互害加深。人心坏了，社会由此溃烂。

人与自然不和谐也是举目四望皆然，空气让人不敢放心呼吸，水让人不敢放心喝，食物让人敢放心吃……。在环境污染因素诱导下，大陆各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持续走高态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指出，大气污染以及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与肺癌之间的正向关联性，目前已得到国内外诸多专家和权威组织的证实。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预计到2025年，中国大陆仅肺癌病人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的不和谐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但一个社会中人与人普遍紧张不和谐，定然不是个人力量可为，一定是整社会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一个人与一个小的自然环境紧张不和谐，也可以通过个人行为的调节来解决，但一个社会中人与自然普遍紧张不和谐，一定有制度性的原因。这个制度性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原因，我认为，是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偏离了邓ZS“两手抓两手硬”的主张，即忽视了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忘精神文明建设，两样同等重要，导致人们对于美好道德的信仰缺失。

邓VQ的经其实是好经，但念经的和尚是歪嘴，或者说故意念歪，或者说在现行制度下想不念歪都不行。比如在“唯GDP论”下，即以GDP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各级政府抓经济拼尽全力，道德建设并不像GDP那样可以量化，有具体的考核指标，敷衍应付，“一手硬一手软”，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问题，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人心坏了，只讲利益，不讲其余；越应该讲道德的人，越不讲道德，示范极差。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在极大地推动法制建设，而法制建设客观上有利于全民道德的提高。因为人是经济理性的人，严刑峻法能增加不道德、违法成本，减少人们不道德的行为，让人“不敢不道德”，但是，法治并不能解决人们“不想不道德”的问题。仅仅出于对法律的恐惧而不做不道德的、违法的事，并不是真正地信仰道德，也不是真正地信仰法治，更不是真正地人心好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没有法治保障，道德正义无从兑现；道德缺失，法律施行也难于奏效，缺腿的人是走不好路的。

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阵子，全社会都批判“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我不赞同不问青红皂白的批判人们出于经济理性人的发财行为，正当逐利没有任何可指责的。但是，简单地将市场经济等同于丛林法则，简单地适用优胜劣汰，就将人退化为兽，将人性还原为兽性了。市场经济固然要讲竞争，但绝不是弱肉强食，在竞争中失败的个人并没有被吃掉，失败的公司解散了，一个群体也没有灭绝，他们会被市场配置到其他方面，他们在那里也许会发挥更大的效益，活得更好。但这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大陆社会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也许，人心坏了并不是市场经济给弄成的，而是在文革甚至更远的时候就弄坏了。比如文革时期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斗争，将亲情、友情、爱情都撕得鲜血淋漓，夫妻、父子、情侣为了政治可以“划清界限”、反目成仇、倒打一钯，这些险恶早就将人变成了兽，转到市场经济，那一套你死我活的斗争法则被娴熟地运用竞争之中，也是传承有方。

只是，退化为兽，活在勾心斗角、他人即地狱，以及出门“吸U”，进门“吃毒”的生活中，人终究没有人的安全和幸福，就算手里有钱了，就算生活、婚姻、教育等等如股权投资一样，签订厚厚的法律合同，也不能睡上一个安稳觉，因为人们总能想办法钻空子、找漏洞、规避和架空各种法律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一面在《国富论》里欢呼市场，一面在《道德情操论》里呼唤道德，这仿佛是人的左右心房，任一个坏了，心就坏了。